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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高丽，在这场战争中，有很多高丽的武士被俘虏；其中2000多名的军官受到了唐朝的招抚，并重新获得了军衔，成为直接服务于唐帝国的的侍卫。后来这些侍卫有些被派驻安西四镇，甚至还与东突厥人随大型唐朝使团前往粟特国访问，这个重要的时刻被表现在拂呼缦的大使厅。1965年，随着撒马尔罕阿夫拉西阿卜23号遗址的发掘，苏联考古队著名中亚考古学家马尔夏克在遗址房间内的西墙壁画上发现了来自唐朝的大型使团。

大使厅北墙壁画（左侧部分）

北墙壁画左侧摹本及复原线图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大使厅北墙上来，这块墙面被分割成两部分，所表现的内容也相应地分成两块。左边表现的是，端午时节，武则天泛舟于湖水之中的景象，她立于龙舟之上，身形巨大，其张开的左手似乎表明她的投掷食物，也有可能就是粽子，身旁环绕着九个宫女，她们或在聆听（武则天讲话），或抚琴，或荡浆，或向水中投食，水中鱼群争食，水鸟伴游；龙舟的左边有一条水蛇正在追捕一只青蛙，而下方则有一只长相奇特的怪兽，荷叶、荷花点缀其间。右边表现的是唐高宗，与左边的武则天一样，身形都比周边的侍从高大，正指挥他的随从在上林苑猎杀豹子，人马混杂。意大利考古学家康马泰认为壁画作品表现了“盛唐气象”。大使厅北墙上面的壁画，重现了盛唐时期的端午节景象，这对于研究唐文化的学者而言是极有价值的，因为在中国本土，没有一件这么确切地表现端午节场景的唐代艺术绘画作品流传下来。

大使厅北墙壁画（右侧部分）

北墙壁画右侧复原线图

从大使厅北墙壁画线描图的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幅作品的右侧表现了六个骑马猎豹的人物，以及六只已经被猎杀的花豹。其中有一个人物形象表现得比其他人都要高大威猛，他就是唐高宗。壁画中，李治两手紧攥长矛的中部和尾端，合力将它刺进花豹的颈部。花豹正欲夺命而逃，因遭袭而腾身回顾，怒目张口，头部与马首相撞。画面表现了惊心动魄的情境，动感十足。

以往的研究认为大使厅北墙所描绘的中国故事情景只是盛唐宫廷生活一幕，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湖上泛舟和猎豹的画面表达的应该是大唐社会的一个特殊节庆，即端午节。唐朝的端午节与波斯的新年时令相重合，后者即大使厅西墙、南墙所描绘的主题。在大使厅西墙，描绘了粟特国王拂呼缦接受了唐高宗册封，唐朝使臣们手持蚕茧、生丝、白绢，和来自波斯、吐谷浑、高丽等国的使臣一起前来祝庆贺，并共渡波斯新年的“纳乌鲁兹节”。而南墙的壁画则表现了拂呼缦在波斯新年时出行祭祖的场景。

史书记载：“显庆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康国）所居城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缦为都督。”公元658年—659年，唐高宗击败西突厥汗国，而大约在公元676年前，拂呼缦的统治就结束了，因此，大使厅的壁画应该就创作于这个期间，即公元656年到675/676年之间。这与高宗时期，粟特的波斯新年与唐代端tf午节恰好是同一天。壁画的创作表达了拂呼缦对唐高宗遥致仰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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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城是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的首府，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历史上我们将这个地区称之为粟特地区，并把这个区域的居民称为粟特人。他们的祖先是汉初遭匈奴侵扰，向西逃亡迁至当地的月氏人，河西昭武月氏部落进入中亚粟特地区，征服当地土著后，慢慢地发展以康国（即康居）为首的诸粟特城邦，其中有安、曹、石、米、何、史、穆、毕等国，统称“昭武九姓”。

从汉简中的文字记载，我们发现，早在公元前2世纪，粟特人就已经利用他们的商业天赋在丝绸之路沿线展开商贸往来与外交活动，贞观年间向大唐进贡金桃，撒马尔罕遂以金桃而闻名于世。

阿夫拉西阿卜遗址的粟特铭文

两汉时期，康居就作为中亚地区的国家与汉王朝建立了贡使关系。在悬泉汉简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到14条相关的记载，从最早为甘露二年（前52年），一直到西汉末年。张骞使西域，先到大宛，再由大宛“为发导，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得到了热情接待，算是中原王朝与中亚国家的第一次友好交往。

拂呼缦复原图

公元6世纪，粟特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中国史书称为“康国”），定都撒马尔罕城为。公元658年，康国正式成为唐朝的属地，唐朝在撒马尔罕城设置康居都督府，康国国王拂呼缦同时也是都督。自此以后，侏儒、乐师、舞者、马、狗、狮子、豹、番红花、石蜜、撒马尔罕金桃、各式药草、氍毬、丝织品、青黛、黑盐、明珠石英、玛瑙、黄金、黄铜、鸵鸟卵、玉饰品和甲胄等粟特之物源源不断输入长安与洛阳。它们或为交易或为进贡。

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史君墓、安伽墓等粟特商队首领墓葬相继发现，前者的墓室规模甚至不亚于皇帝。在一些记录死者信息的墓葬文书墓志铭中，考古发掘也发现了以粟特文和汉字两种文字书镌刻而成者，说明了连接撒马尔罕和长安的这条丝绸之路，甚至再往东延伸到中国东北，经过粟特人的努力，他们已经发展了自己成体系的商业贸易网络。

当然，文化传播从来不是单向的。在粟特风物流布大唐时，盛唐的文化、观念与特产也流入撒马尔罕，丝绸沿线到处都留下了中国文化的痕迹，大使厅壁画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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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章怀太子墓《仪卫图》（局部）

了解了撒马尔罕与长安之间的关联，我们才能更好地去揭示大使厅壁画所包涵的文化意蕴。

很显然，狩猎图是唐代壁画的主要表现题材之一，这在西安地区的一引些高级壁画墓中常常发现，比如，在唐章怀太子墓东壁便有庞大的狩猎出行图，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之下，一个身着深蓝灰色长袍、骑着白色骏马的将军，后面跟随数十骑扈从，或持旒旗，或抱狗，或架鹰，或鞍后驮猎豹。懿德太子墓的甬道壁画中，亦可见到胡奴牵着猎豹，紧随打猎的人群。图像中，羚羊、野鹿、野猪，乃至凶猛的老虎、狮子都是猎杀对象，标志着初唐时期的尚武，和墓主人的贵胄身份。但无论如何，以关中地区高级唐墓壁画为代表，豹子在壁画中主要是作为协助捕猎的形象，射杀豹子的图像罕见。但在大使厅壁画中，显然豹子就是捕猎对象。这种壁画题材显然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响。其实上林苑里面并没有野生豹子。

波斯萨珊国王巴赫拉姆五世猎豹银盘

另外，大使厅壁画中的唐高宗猎豹还有两处也反映了萨珊波斯元素：一是他们所骑的骏马，其飞翔腾空的姿态是波斯式的；二是同一头花豹在同一画面中反复出现。实际上，端午节期间，唐高宗猎豹、武则天乘龙舟的情景和使臣会见的情景，很有可能都是粟特画家根据唐代记载来创作的。

大使厅西墙（局部）

大使厅西墙（局部）

看看武则天所乘“龙舟”，粟特画家完全不知道“龙”应该长成什么模样，于是就采用了他们所熟知的格里芬来代替。格里芬形象有着鹰首、鹰翼，狮体、狮尾，狮爪或鹰爪，是它们混合而成的怪兽，有许多变体，包括鹰首格里芬、狮首格里芬和羊首格里芬等造型，其造型广受草原游牧民的欢迎，是斯基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