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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不知道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一段旧闻。1991年5月，《新民晚报》和上海图书馆为了替一些学术书籍解决滞销的困难，举办过一个“跳蚤书市”，招募作者把手上成堆的学术书籍自己拿到这个书市去设摊销售。书市设在上图旧馆，即现在的南京西路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大厅里。

我带去的是一摞诗集，滥竽充数。我的第一本诗集《剪影》，承蒙《诗刊》编辑李小雨女士青睐编入“诗人丛书”，得以出版，得到稿费28元9角6分，外加自销书一千册。这像一千个“烫手山芋”，我竭力赠送亲朋好友、同事领导。可是我没有一千个人脉，只得为剩下的几百本在市场上找知音。

参加这个书市的，记得有三十多位。他们（包括我）都是书生，到了这里就变成了小摊贩。每人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围成一大圈。桌子、椅子堆了许多“自作自售”的商品（书）。这样的书市，前所未有，也与一些书展售书有所不同。故而开市头一天倒很热闹，来了主办的领导、新闻媒体以及一些顾客。我们摊主大多不会做生意，不会吆喝，不会花言巧语。只是静静地守在那儿——姜太公钓鱼。

我的邻摊摊主是后来名噪一时的女作家王晓玉。她带来两种厚厚的专著。一是辞典，一是儿童文学理论方面大作。出了书，却要自销几百部，把钱还给出版社。她却慷慨地送了我一本。我则以这本售价为一元零五分的小诗集投桃报李。王晓玉女士后来以电视剧《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和小说《紫荆花园》“二举成名”。

我还认识了一位摊主王毅先生，我以诗集和他交换了《世界公园漫步》。他后来成为徽墨等文物收藏家。还有一个插曲，使我难忘。大概是第二天，一位小青年，到我的摊上拿起《剪影》翻翻，然后问我：“三毛钱，卖不卖？”我赶忙站起身说：“不要钱，不要钱，这本书送给你。”其实，我已经送出了二十来本，能以书会友，便是我的收获了。不料，在为期三天的“跳蚤书市”结束后的一天，我忽然收到了大概是晚报转来的一封信。写信人是上海师大的胡先生。信上说：“我的孩子把你的孩子（指《剪影》）杀价杀到作者身上，诗人头上，我心中不忍，欲哭无泪。孩子的爸爸向诗的爸爸致歉。寄奉1.05元（邮票），算是为孩子赎罪。”

另外一个小插曲，发生在开市的当天上午。有三位越剧明星光临捧场。傅全香女士在各摊位兜了一圈，对记者说：“今天我感到难过，想流泪。这些教授满腹经纶，却只能自己卖大字……”我看到这段报道后，于1991年6月23日的夜报“夜光杯”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跳蚤书市不相信眼泪》的小文。

老来多病，亦多时间。日常以看报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来消磨时间。近日，找出一些剪报和旧稿，回忆往事，像吃零食一样咀嚼一番，觉得尚值得撰一小文，供目前关心书籍出版事业的人士作为思考的材料。不知可否？（吴钧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