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谷海慧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对大多数人来说，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李静偏偏要一心二用。她左手写评论，右手搞创作，双手互博，难分高下。近日，由单读策划、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文集《我害怕生活》，就是李静多年左右开弓的成果。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李静就走在当代文学评论前沿，以锐利和锋芒见长。她以纯文学心灵对话王小波，解读王安忆，评点莫言，阐释贾平凹，贴近木心，关注林白……在这些大名鼎鼎的作家尚未达到他们名声的峰值时，甚至在他们尚未被读者注意时，或者他们的作品引起注意但饱受争议时，李静的眼光独到，评论及时，她伴随这些作家，走在他们的成长期、成熟期、传播期。她的长篇专论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路标。当然，她的关注点不仅止于此。鲁迅、张爱玲、阎连科、北岛、王小妮、止庵、朱西甯、林贤治、郭宏安……近些年，李静还撰写了一些剧作家和导演专论，契诃夫、彼得·汉德克、林兆华、过士行，都是她乐于花费精力和篇幅去讨论的戏剧家，借此表达自己对富于精神含量和艺术创新的戏剧的认同。

《我害怕生活》 李静 单读策划、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静的批评视野非常广阔，这从《我害怕生活》的前三辑即可看出。第一辑《必须冒犯观众》是一本批评随笔集；第二辑《捕风记》以前面提到的小说家、戏剧家和批评家的专论为主；第三辑《王小波的遗产》是关于王小波的回忆与评论文章的集合。这三辑的话题涉及戏剧、影像、文学、泛文化现象等。其中，《必须冒犯观众》中的戏剧评论尤其引人注目。我们都知道，戏剧是一种现场艺术，如烟花绽放，具有不可复制性。因为李静的实时跟进与精微把握，近年西方演剧热潮中那些大师级导演如美国的彼得·布鲁克、立陶宛的里马斯·图米纳斯带到中国的作品、英国戏剧电影《弗兰克斯坦的灵与肉》、以色列话剧《安魂曲》等，便在她生动的文字中获得了现场感，当代西方戏剧的精神关切和艺术探索也因此有迹可循。她也善于发现中国戏剧出现的新质，《建筑大师》《枕头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安提戈涅》《备忘录》等考验观众智力和审美经验的作品，经由她的评析，为观众在思考的迷宫中提供了一个个可能的出口。从戏剧现象到话题剧，从文学文本到舞台语汇，从导演到表演，都是李静热心破解的戏剧密码。而“必须冒犯观众”则是她笃定的文艺理念，因为她相信“唯有毫不妥协地冒犯观众的积习，艺术才能长进其自身”。

“冒犯观众”也可以被替换为“冒犯读者”。对李静而言，无论批评家还是作家，都对观众/读者的精神生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文学批评的精神角色》一文中，她引用乔治·斯坦纳的话：“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她还说：“在这里，我愿意强调一句貌似武断的话：意义和自由乃是衡量一切精神创造的价值标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尤为如此。”发乎热爱文学、回报文学的本心，不掺杂现实功利目的，让李静的批评总是直奔要害，有一说一，不违心，不遮掩，不圆滑。同时，她文字的棱角之下又满是诚恳态度和逻辑理性，温暖而令人信服。她所有批评的出发点，都源于忠贞不二的文艺观念、严肃的文学态度和恳切的同仁情感。并在严谨的理性逻辑与欢脱的自由表达中，形成了极富个性、活力与魅力的批评风格。

虽然也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并收在第四辑《致你》中，虽然那些充满生命痛感的诗歌、那些深情动人或充满趣味的写人叙事散文、那些轻故事重余味的小说，都显示着李静作为一个作家的无限可能，但李静进行这些文体创作时并不以发表为目的，这些作品更类似于她的个人私语。作家当然可以自言自语，但李静自我期许的作家是具有公共性的。而戏剧创作，就是她以剧作家身份在公共领域的亮相。

2016年4月，李静的第一个戏——《大先生》在国家话剧院大剧场上演。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型的议论体戏剧。没有故事，舞台上充满符号。弥留之际的鲁迅想奋力摆脱他的“椅子”，在与自己生命中、作品中的人物重新遭遇和对话时，回顾了他被利用、反利用，在坚定的怀疑精神中保持挺立的一生。

隔年，李静的新剧作《秦国喜剧》又在北京中间剧场上演。这个题材上的历史剧、类型上的喜剧，在嬉笑怒骂中透视出荒诞的世相常态。全场笑声不断，但人心五味杂陈。说到这个戏，就不能不提到王小波。作为王小波的铁杆粉丝，也作为王小波生前部分作品的责编，更作为王小波的后辈知音，李静评价王小波是“给中国文学带来解放性的笑声”的作家，是她的第一位文学老师。她与王小波的接触和回忆、对王小波的研究评价都收录在第三辑《王小波的遗产》中。前者已成当代文坛珍贵的历史记忆，后者必将光照未来的文学道路。其中，《从〈红拂夜奔〉到〈秦国喜剧〉》显示了王小波的写作对李静的个人影响：一种以今拟古、古今对话的寓言体写作；一种想象力，“不是由具体的生命经验驱动的，而是由抽象的思想本身驱动的”想象力。李静2021年完成的剧本《戎夷之衣》也是此一文脉的代表。

剧本《戎夷之衣》即《我害怕生活》第五辑。虽然李静自谦为戏剧“菜鸟”，但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常年出入剧场、精于戏剧评论研究的思想者，李静第一部戏《大先生》起手就在高峰，经过《秦国喜剧》《精卫填海》后，《戎夷之衣》更是显示出了一个成熟剧作家的风范。这部剧作借《吕氏春秋》里的一个故事，叩问人心中的光与暗，以极轻俏的轻喜剧形式承担起了有分量的主题。比起《秦国喜剧》，《戎夷之衣》节制了议论，却毫不减思想深度。有硬度的核心问题被包裹在轻柔、诗意的语言里，沉静中内蕴力量，轻盈里饱含隐忧，没有火气，只有智慧。李静学会了化骨绵掌，所有的力量都含着、藏着，但谁都知道那力量的强大。如果说她此前的剧作刚柔并济，《戎夷之衣》则实现了以柔克刚。从技术上看，她的蒙太奇式结构手法也极圆润自如。正因此，我觉得这部以轻逸手法完成的具有精神厚度的诗性剧作，处处彰显出剧作家创作手法的纯熟。李静的《戎夷之衣》创作谈《麦子落在盐碱地，又能如何》紧附剧本之后，也收在第五辑里。在我看来，在这部创作谈面前，所有对《戎夷之衣》的阐释都可能失色。她用充满诗性张力的洁净文字，梳理了自己与自我、与世界对话的清晰思路，那实在是对剧作最好的解读。

生活中，她有一份与自己的热爱最贴近、也为她带来成就感的编辑工作。我常想，在天分之外，除了对文学的痴心，对意义的坚持，对思想的敬畏，对趣味的偏爱，没有什么能解释为什么李静要写评论和创作。想来抖落尘华，她愿意做的也只是这两件事：左手写评论，右手搞创作。（责编：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