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宁阳县兴修铁路复线,在堡头村西暴露出一部分遗物。济南市博物馆前往调查后根据暴露在地面的彩陶片及其他遗物确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随后发掘墓葬133座,出土陶器一千多件,其中红、灰、黑、白各种色陶齐备,还有彩陶，石器、骨器，玉器和象牙器,制作相当精细。随后以发现地点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发掘场景 图片来自《大汶口》考古报告

经过碳十四测定，此遗址距今6100-4600年，延续超过1500年。其中早期距今6100-5500年，中期距今5500-5000年，晚期5000-4600年。

(相关资料图)

其中在一座大汶口文化中期的9号墓中，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本文的主角——红陶兽形壶。

红陶兽形壶 大汶口文化 山东博物馆

该壶体猪首，犬尾，耳穿小孔可能用于悬挂，四肢粗壮，背装弧形提手，从背部靠后的注水口进水，从嘴部倒水。

我们可以看出此壶的几个特点：

1.猪腿的设计架高了壶身，下方的空间足够用来生火温酒。而且四足也比当时主流的三足设计更加稳重。

2.进水和出水并没有使用同一个口，这是很先进的设计。之前我们介绍过的船形彩陶壶，彩陶双联瓶等本质上进水和出水都是同一口，相比之下一口进水一口出水在倒水的时候更加端庄。

3.仿生设计不仅说明当时的工匠对动物的比例，肌肉构造等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认知。

红陶兽形壶 大汶口文化 山东博物馆

红陶兽形壶虽然定名为兽，但很明显能看出主体为猪，我们早在8000多年前的贾湖遗址已经发现了较早的家猪。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畜牧业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猪成为个人财富的重要指标。

红陶兽形壶 大汶口文化 山东博物馆

大汶口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墓葬用猪骨随葬,富的用半只猪架,穷的用猪下颌骨,更富的用多个猪头，所发掘的133座墓中有43座墓一共随葬了96个猪头。最多的一座（M13）有14个。这些随葬的猪头,是不是为了随葬特地宰杀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可以说明,这是夸耀财产的一种表示。

图片来自《大汶口》考古报告

相比之下，大汶口遗址中有的墓葬没有任何随葬品，墓坑大小也仅能塞进一个人，但有的墓葬随葬品多达180件。墓坑面积达到十几平米，有的（随葬14个猪头的M13墓）还出现了原始木槨。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寒酸的小墓

在大汶口遗址中发现了四座男女合葬墓。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属于母系社会，男女之间的结合是不牢固的一夫一妻制，所生子女一律归属于母亲的氏族，在这种制度下，配偶，兄妹，斧子都不允许同坑合葬，这就是为什么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墓葬出现大量多人合葬墓的原因。

但大汶口不但出现了男女合葬墓，还出现了和小孩一起合葬的情况，但仍旧有一些单人女性木有着较多的随葬品。又是前面提到随葬14个猪头的M13大墓不但随葬品多，还是大汶口最早的一座男女合葬墓。

M35,三人合葬墓

1979年，三里河的村民发现了一件异形陶鬶。上面还刻画了雄性生殖特征。这些现象都昭示着从大汶口时代早期开始，社会结构就发生了一些改变，虽然这些转变彻底完成还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大汶口时期的制陶业也有极大的发展，由最初简单的伴有上色不均的红陶进而到灰、黑、白 陶以及后来的彩陶，早期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中期时泥质红陶数量减少，黑陶灰陶数量增多，出现了灰白陶。晚期以灰陶的数量为最多，其次为黑陶和白陶。

在陶器的造型上大汶口更是表现出高超的造型水准。类似陶鬶（音龟）这类复杂的器型层出不穷，红陶兽形壶普遍认为属于陶鬶的变体，1974和75两年，在郊县三里河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还出土了两件造型独特的猪形陶鬶和狗形陶鬶。

另一个方面来看，大汶口制陶业的发达几乎全部可以归功于酿酒业的发达。大汶口遗址42座墓葬随葬各种杯类171件,大部分为酒器。大范庄遗址陶器725件,酒器更是高达644件。陵阳河遗址随葬陶器1400多件,其中高柄杯650多件,M6墓中陶器160多件,其中高柄杯有90余件。

狗形陶鬶 1974年郊县三里河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

酿酒发达的背后，更是因为农业的发达。根据考古发现，大汶口时期农业已经成为第一产业。人们过着定居生活,农作物以粟类为主,同时还兼种黍和水稻。在三里河遗址一座不足8平方米的窖穴内发现1.2立方米的炭化粟粒，折合新粟三、四千斤。只有吃饱饭才能支撑精神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发展了才能推动物质文明的进步。除去农业和畜牧业，渔猎也是大汶口人重要的饮食组成部分。

大汶口文化正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的节点，比如本文已经多次提到的M13大墓，男女合葬，14个猪头，众多随葬品，木质葬具等一系列新变化，都在这个墓中出现。有了大汶口打下的基础，随后的龙山文化才能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了整个中国，完成了原始文化的“大一统”。

猪形陶鬶 1974年郊县三里河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

红陶兽形壶在地下沉睡了5000多年，和它同时期的鹳鱼石斧图陶缸，陶鹰鼎等明显对自然界的模仿也昭示着背后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贫富分化明显的随葬品，象征权力的特殊用品，特权阶级正在占用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他们需要借助特殊的工具——宗教，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合理性。这都为后来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制度设立了最初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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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