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献看上古汉语｛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

史文磊丨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文学院

【资料图】

提要本文针对以往提出的上古汉语｛娶｝是准他动词、综合性动词等观点，结合出土文献重新加以探讨。本文的考察，第一，深化了对上古汉语动词｛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的认识。结合出土文献来看，在殷商至西汉末很长一段时期里，｛娶｝只写作“取”，且一直是典型的及物动词，并非准他动词或综合性动词；写作“娶”则是晚至西汉末才开始出现的，并且一出现就作不及物动词。第二，区分了N范畴和N区别这两类名词性成分。｛娶｝（写作“娶”）的不及物或综合性用法体现在N范畴作受事时没有专门形式表达。这一区分不仅有助于准确揭示｛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之间的关联，对于准确刻画以往所说的对象自足动词，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从及物性的角度辨析了“娶”和“取（取妻）”的字际关系，强调在考察孳乳字、古今字等字际关系时，不应只是关注基本词义，还应将词的语法等层面的信息纳入考察视野。同时强调，在利用《左传》《论语》等传世文献语料时，需作审慎处理。

关键词“娶/取（取妻）”  上古汉语  出土文献  及物性  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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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结合出土文献讨论上古汉语动词“娶妻”之“娶”[1]的及物性（transitivity）与综合性（syntheticity）等问题。在上古汉语里，｛娶｝是一个特点鲜明的动词。语义上，“娶”的行为涉及施事与受事两个参与者（娶者与被娶者），按说句法上应该实现为高及物性动词（Hopper & Thompson，1980：252），要携带一个直接宾语表达被娶者。但传世文献显示，上古汉语“娶”不带宾语的情况却更为常见，即不及物动词的特征更为突出。对此，李佐丰（2004：103–104）将｛娶｝归入“准他动词”，即“具有不及物动词某些特点”的及物动词。蒋绍愚（2021：4）进而认为，动词｛娶｝“的宾语不出现不能看作宾语省略，因为省略是可以补上的”，而｛娶｝所在的很多句子中，“其宾语补不出来”。

那么，在用作不及物动词时，｛娶｝的对象（即被娶者）是通过什么手段表达的呢？胡敕瑞（2005：7–9）、蒋绍愚（2021：3–4）从概念表达的角度认为，其对象是隐含或综合在动作中，通过动词｛娶｝表达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上古汉语的动词有综合性的特点。”（蒋绍愚，2021：4）在传世早期文献中，“娶”又写作“取”。胡敕瑞（2005：9）提出：“如果把偏旁表意也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呈现’，那么像‘娶妻’……可以说经历了二度‘呈现’，第一次是从‘取’到‘娶’，……第二次是从‘娶’到‘娶妻’。”

从传世文献看，前贤所论已经抓住了上古｛娶｝的基本句法语义特点。但是，传世早期文献历经辗转钞刻，是否准确反映词汇语法及文字的本真面貌，有待于出土文献加以检验。有鉴于此，本文重点结合出土文献对｛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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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中的“娶”与“取（取妻）”

——以《左传》为代表

承前所述，关于传世上古文献中｛娶｝的使用特点，前贤已有论述。李佐丰（2004：104）指出“不带宾语和带直接宾语都很常见，甚至不带宾语更常见”，蒋绍愚（2021：3）指出“动作对象经常是不出现的”。那么，这一特点在分布上有无条件？答案是肯定的。根据姜雯洁（2013：190–193）对《左传》《论语》《孟子》的分类调查，先秦文献写作“娶”时不带宾语的例子占大多数（37/47），但集中于“娶+介宾结构”格式（29/37）；写作“取”时则带宾语的例子占大多数（11/12[2]）。这一调查结果大体是符合事实的，但姜文所用文献版本不详，分类也不太精确[3]。因此，下面以《左传》作为代表，对传世文献中“娶”“取（取妻）”的用法作进一步分析。选择以《左传》为代表是基于以下考虑：1）学界公认《左传》文本内部一致性高，且大致能反映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鲁地通用语的面貌；2）书中“娶/取（取妻）”用例相对多见，用法丰富全面。调查以目前最通行的阮元刻本（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所据底本）为准。

《左传》“娶”“取（取妻）”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左传》“娶”“取（取妻）”的分布情况

首先说明N1、N2、N3三类名词性成分的分类依据。“娶/取（取妻）”的对象分N1和N2两类。N1（N范畴）的语义是范畴性语义，即相对于跟它搭配的｛娶｝的语义而言，相对概括、没有区别作用的语义，如“妻”“女”“妇”[4]。这类语义属于类指的一种。N2（N区别）的语义属于区别性语义，即相对于跟它搭配的｛娶｝的语义而言，相对具体、承担区别作用的语义，如“东郭姜”“褒人之女”“织女”“贾人子”（例见下文出土文献部分）。这类语义可以是定指，也可以是承担区别作用的类指。[5]N范畴和N区别的区分是很有必要的，它对于揭示及物性与综合性的区别与联系非常关键，参看下文。N3（N所自）代表广义的处所，即“娶”之所自或所在。

共检得“娶”40例，“取（取妻）”15例。

先看“娶”。“娶N1范畴”，1例。如下：

（1）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娶N2区别”，5例。如：

（2）齐崔杼生成及强而寡。娶东郭姜，生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3）登城见之，美，自为娶之。（《左传·文公七年》）

“娶之”之“之”回指前文出现过的信息，是定指，因此也是属于N区别。

“娶N1范畴 于 N3所自”，2例。如下：

（4）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5）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生甲。（《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娶于N3所自”，共28例。其中N3所自为地名18例，N3所自为某人某氏10例。分别举例如下：

（6）初，若敖娶于䢵，生斗伯比。（《左传·宣公四年》）

（7）郑罕虎如齐，娶于子尾氏。（《左传·昭公五年》）

“娶于N3所自”之N3所自如果是前文已知的信息，有时就可以承前省为“娶焉”，3例。如：

（8）夏，公孙兹如牟，娶焉。（《左传·僖公五年》）

（9）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左传·文公六年》）

“娶”后不带宾语，1例。用于“可娶”结构，动作对象（棠姜）作主语，且承前省略。这种情况不影响“娶”的及物性。如下：

（10）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再看“取（取妻）”。《左传》“取（取妻）”共15例。其中带直接宾语13例，占绝大多数，格式全是“取N2区别”。常规N2区别作宾语4例，代词“之”作宾语9例。分别举例如下：

（11）卫孔圉取大子蒯聩之姊，生悝。（《左传·哀公十五年》）

（12）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昭公辞。祭仲曰：“必取之。”（《左传·桓公十一年》）

不带宾语2例，均是承前省略，不影响“取”的及物性。如下：

（13）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14）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左传·成公七年》）

《左传》[6]中“娶”“取（取妻）”的使用特点可作如下归纳。

第一，“娶”不带对象宾语的例子，即作不及物或综合性动词的例子，尽管占80%（32/40）之多，但主要见于“娶于N3所自”（及其变式“娶焉”）这一种格式（31例）。在其他格式中，“娶”基本都是带宾语的，包括：“娶N1范畴”“娶N2区别”“娶N1范畴于N3所自”；不带宾语的只有例（10）“不可娶”1例，且属于动作对象提到动词前，不影响及物性。[7]

第二，“取”和“娶”的差异十分显著。“娶”有大量作不及物动词的例子，但“取”却表现出典型的及物动词特征。如上所述，“取”15例，除2例承前省略而不带宾语外，其余13例均带宾语。即是说，以往所言｛娶｝这个词具有准他动词或综合性的特征，其实只适用于“娶”，对于“取”而言并不适用。因此，二者应区别考察，不应混在一起。

我们考察了《诗经》《国语》《论语》等文献，结果跟《左传》大体上是一致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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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中的“娶”

本节考察出土文献中“娶”的始见年代和使用特点。“娶”字《说文》已收：

“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

不过，从出土文献来看，“娶”字出现甚晚，西汉末期才见到。

需要事先排除4个伪例。第一例出自殷商卜辞：

（15）甲辰卜夬贞…㝃…（《甲骨文合集》3297正；又见于罗振玉《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上虞罗振玉珂罗版影印本）

“”字收入《甲骨文合集》（3297正），也是《汉语大字典》“娶”字头下所列第一个古文字。但该字用为妇名，与｛娶｝无关。徐中舒（1989：1303）已释为“人名”。[9]

第二例出自里耶秦简：

（16） 士五（伍）巫南就曰路（娶）赀钱二千六百。（里耶秦简 I 8-1083）

“”字用为“拿取”义，即拿取赀钱。简文中“取钱”例颇为多见，跟｛娶｝无关。陈伟（第一卷）（2012：275）校释一语道破：“娶，疑通‘取’。”

第三例出自北京大学藏汉简《苍颉篇》：

（17）盨（娶）褭（娆）嬽，郑舞炊竽。（北京大学藏汉简《苍颉篇》简33，鱼部）

“”字，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2015：101）引《说文》释为“取妇”之“娶”。实难信据。简文这一句其他三字“盨（嬬）褭嬽”都是形容轻盈柔美或美好貌的，“娶”若当动词娶妻讲，文意显然不协。已有学者指出，“娶”即“娵”，训为美女（侯瑞华，2020：215）。这是有道理的。《集韵·厚韵》：“娵，美女也。”“娵”或写作“娶”，《楚辞·七谏》“闾娵”，《考异》：“娵一作娶。”（高亨，1989：363）“”训为美或美女都讲得通[10]，唯独训为娶妻不通。

第四例出自马王堆一号墓竹简遣策：

（18）素（娶）一，罗一，红组带一。（马王堆一号墓竹简遣策 简273–275）

《汉语大字典》“娶”字头下亦列此“”字。但从上下文看，“素娶”当是跟下文的“罗”“红组带”同类的一种丝织物，“”显非“娶妻”之“娶”。裘锡圭（第六册）（2014：214）无释。湖南省博物馆等（1973：151）注：“素娶，以义不详，待考。”唐兰（1980：50）曰：“素娶　娶即娵字，当读为襦，素娶就是用素帛来做的汗襦。”其说可从。

以上4例从“女”从“取”的字，与“娶妻”之“娶”只是同形字的关系，词义上毫不相涉。出土文献中确凿无疑记录｛娶｝的“娶”字，始见于汉代的武威汉简和居延新简。武威汉简二见，同一句话分别见于甲、乙本《服传》。如下：

（19）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也。（武威汉简《甲本服传》简13）

（20）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也。（武威汉简《乙本服传》简8）

这句话又见于传世文献《仪礼·丧服传》（《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丧服》），也作“娶”。关于武威汉简《仪礼》的抄写年代，学界已有较多讨论，这两个本子明显带有西汉末新莽时期（公元9年至公元23年）的特征，已为学界公认[11]。综合我们对出土文献“娶”字使用情况的考察，武威汉简甲、乙本《服传》的抄写年代不会早于西汉晚期。

甘肃 武威汉简

居延新简的例子如下所示：

（21）毋嫁（娶）过令者敢言之。（居延新简 EPF22：826）

（22）案部吏卒毋嫁（娵）过令者敢言之。（居延新简 EPT4：45A）

（23）石至庶民（娵）□。（居延新简 EPT10：43）

例（21）写作“娶”，例（22）写作“娵”[12]，例（23）字迹漫漶，但比对之后仍可辨认是“娵”。这3个例子与下面例（24）的相应文字构成异文，属于一份文书的不同版本，而且后者内容是完整的。

（24）●甲渠言部吏毋嫁（/聚/娶）过令者。（居延新简 EPF22：44）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三百石、庶民嫁（/聚/娶）毋过万五千，关内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娉（/聚/娶）各如令。犯者没入所赍奴婢财物县官有无（居延新简 EPF22：45A）

四时言●谨案部吏毋嫁（㷅/聚/娶）过令者敢言之。（居延新简 EPF22：690）

这份文书由三支简组成，属于应书类[13]。文中四次用到“嫁娶”或“娉娶”之“娶”，字写作“聚”。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上）（1994：211、231）原释作“聚”，张德芳（2016：438、572）校释“据图版改”作“”（前三例）和“㷅”（第四例）。我们仔细核对了图版文字，认为这四个字其实就是“聚”。“聚”字在居延新简其他简文中还有如下写法：积（聚）（EPT59：62）、里（EPT51：249）、民不贅（聚）（EPF22：63A）。比对可知，这3例“聚”下部“㐺”的写法与例（24）的4例是一致的，没有实质性区别。“亻”上面的短撇有时先向右下一点然后再向左提起，但仍可辨识是“聚”字无疑。四处全作“聚”，显然不是书手偶尔写的别字，而应该是习惯性地将“嫁娶”之｛娶｝写作“聚”，属于假借。假借“聚”记录｛娶｝的例子，在目前所见的其他战国秦汉出土文献中没有见到，在王辉（2008：148–149）、刘信芳（2011：158）、白于蓝（2017：240–244）这三种古文字通假字工具书中，也未见记载。

居延新简

文中具明发布时间为建武四年，即东汉初光武帝刘秀建武四年（公元28年）。从应书的时效性来论，其抄写年代与发布年代应该是一致的。张德芳（2016：439）“今按”：

“据《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公元三年）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该文书中引述的‘吏三百石、庶民嫁毋过万五千’的法令条款，应当就是平帝元始三年朝廷制定的‘吏民嫁娶之品’中的部分内容。”

也就是说，这份文书的发布时间是东汉初，反映的是西汉末开始推行的制度（周宇，2002：83）。据此，例（21）–（24）反映的书写面貌断然不会早于西汉末期。

汉代碑刻文献中，“娶”字最早见于东汉的《孟孝琚碑》：

（25）闵其敦仁，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未（娶）□□□（而先殒）。（《孟孝琚碑》）

《孟孝琚碑》为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前后所刻。搜览徐玉立（2006：833）所收录的汉碑文献，发现“娶”字仅此一例。王立军（2020：708）“娶”字头下也仅收此一条文例。毛远明（2014：734）“娶”字头下列出的最早文例也是这一条。

武威汉简和居延新简这9例“娶”字的使用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写法尚未定型，居延新简7个例子就有“娵”“娶”两种异体写法和“聚”一种假借写法。这是新字形成初期的典型表现。第二，动词后面均不带直接宾语。居延新简的7例均用于“嫁娶”“娉娶”等联合式结构，而这批简中其他5例均写作“取”，且均带直接宾语。如：（取）妇嫁女（EPT40：38）、为卒（取）妇（EPT43：8）、归（取）妇（EPT43：103）、得所为（取）妻（EPT65：170）。[14]武威汉简的2例也不带宾语。这么统一的表现显然不会是巧合。

基于本节考察，我们得到以下两点认识：第一，“娶”这个字是西汉末才开始行用起来的，此前记录｛娶｝时是不用“娶”的。第二，“娶”字甫一行用，后面就是不带直接宾语的。目前所见早期出土文献用例，都是如此。这为我们重新认识早期“娶”和“取”的字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参看下文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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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中的“取（取妻）”

本节讨论出土文献中“取（取妻）”的分布情况和使用特点。“取妻”之“取”殷商卜辞已见行用。根据于省吾（1996：652），“取”字“卜辞之用法有三：一为凡取得之义，……；一为‘娶’，如‘乎取奠女子’（合二七六合集五三六）；‘乎取女’（乙三一八六合集九七四一正），实则‘娶’为后起孳乳字，典籍亦用取为娶。卜辞‘取女’与‘取牛’‘取马’本无区分；一为祭名”。我们全面检查了目力所及的汉代及以前的出土文献，发现在记录｛娶｝时，西汉末期以前一直是“取”字一统天下，并不用“娶”[15]。下面作具体分析。

战国秦汉出土简帛文献中“取（取妻）”的使用和分布情况，如下表1所示。

与表1相同，上表区分N1（N范畴）、N2（N区别）、N3（N所自）三类名词性成分。取转 = 取转指，取者转 = 取者转指，代表“取”由动词转指娶妻之人。“所取”也是转指用法，即所取之人。括号内数字为有括号内字的格式的例数，括号外数字为无括号内字的格式的例数。如“取（以）为N1范畴”之下的张家山汉简“（4）”代表“取以为N1范畴”格式出现4例，“3”代表“取为N1范畴”格式出现3例。

表2：战国秦汉出土简帛文献“取（取妻）”的分布情况

上表统计数据显示：

第一，战国到秦汉的出土文献中，“取（取妻）”带直接宾语包括以下四类格式：“取N1范畴”“取N2区别”“取N1范畴（于）N3所自”“取N2区别（以）为N1范畴”。这四类格式的例数占总数的95%强（249/262）。据此可知，这期间“取（取妻）”表现出强烈的带对象宾语的倾向。

“取N1范畴”类用例甚多，占总数的84%（219/262）。也就是说，即便是像“妻”“女”“妇”这类范畴性语义的对象也不能省略，而一定要通过直接宾语表达出来。

“取N2区别”，9例。例如：

（26） 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17]（姒），生白（伯）盘。（清华简二《系年》简5）

（27）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简3背壹/164）

“取N1范畴（于）N3所自”之N3所自代表“取”之所自或所在，7例。例如：

（28）（蔡）哀侯取妻于陈，赛（息）侯亦取妻于陈，是赛为（息妫）。（清华简二《系年》简23）按，《左传·庄公十年》作“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无“妻”。

（29） 家不居咸阳而取妻咸阳，及前取妻它县而后为吏焉，不用此令。（岳麓秦简四 336/0353）

“取N2区别（以）为N1范畴”，14例。例如：

（30）城父蘩阳士五（伍）枯取贾人子为妻。（里耶秦简 8-466）

（31）赏（倘）取婢及免婢以为妻。（肩水金关汉简一《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简73EJT1：2）

第二，“取（取妻）”后不带对象宾语（N1范畴或N2区别）的用例仅占总数的5%（13/262），可分以下两种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情况均不改变“取（取妻）”的及物性。

1），“取（以）为N1范畴”，“取”后省略N2区别，但N2区别一定是前文出现过的信息，属于承前省略。例如：

（32）司马子反与（申）公争少，（申）公曰：“氏（是）余受妻也。”取以为妻。（清华简二《系年》简77–78）

（33）阑曰：来送南而取为妻，非来诱也。（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简20）

例（32）对象宾语承前文“少”而省略。例（33）对象宾语承前文“南”而省略。

2），“取”发生名词化，转指娶妻之人，或用于“所取”等结构。例如：

（34）取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及所取，为谋（媒）者，智（知）其请（情），皆黥以为城旦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简168）

（35）夫生而自嫁、及取者，皆黥为城旦舂。夫死而妻自嫁、取者毋罪。（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简192）

综上，从出土文献来看，西汉末期以前，“取（取妻）”后一直是倾向于带对象宾语的，是典型的及物动词；不带宾语的情况都是有条件的，并不改变动词“取（取妻）”的及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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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5.1 重估上古汉语｛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

承前所述，对于上古汉语｛娶｝的特点，前贤已经多有抉发。关于及物性，李佐丰（2004：103–104）指出，上古汉语有些“具有不及物动词某些特点”的及物动词，即准他动词，其中第三类是“不带宾语和带直接宾语都很常见，甚至不带宾语更常见。这样的动词常用的有：娶”等。关于综合性，胡敕瑞（2005：8–9）指出，上古汉语｛娶｝的对象是隐含在动作中表达的。蒋绍愚（2021：3）指出，“在《左传》中还有一类动词，不完全是综合性动词，但经常表现出综合性的特点”，最常见的有｛娶｝等；其综合性表现在，“动作对象经常是不出现的，但它们作为语义构成要素包含在动词之中”；更甚者，“在‘娶（取）于+地名’的句子中（《左传》共14例[18]），‘妻’一定不出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上古汉语的动词有综合性的特点”。

根据本文的考察，以上论断需作进一步深化。从传世文献看，上古｛娶｝写作“取”时是典型的及物动词或分析性动词，几乎没有不及物或综合性动词的用例；写作“娶”时，不及物或综合性用法集中体现在“娶+于N3所自”这一种格式上，其他格式中罕见。从出土文献看，在殷商至西汉末很长一段时期里，｛娶｝（只写作“取”）的动作对象一直是倾向于通过直接宾语专门表达的，并未隐含或综合在动词之中。由表2数据可知，不只是概念相对具体、承担区别功能的对象N区别（褒人之女、织女、它国人），概念相对概括、没有区别功能的对象N范畴（妻、女、妇）也要通过直接宾语单独表达。只有少量不带宾语的例子，但基本上都是可以解释的。由此可见，这期间“取（取妻）”一直是典型的及物动词或分析性动词，不应列入准他动词或综合性动词。而且，在要求带宾语这一点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取”是高度一致的。“娶”则晚至西汉末期才开始出现，而且一出现就是不带宾语的，最早的9个例子均是如此。因此，出土文献中，不及物或综合性动词用法主要体现在西汉末始见行用的“娶”上。

5.2 及物性与综合性的关联

及物性与综合性可以说是从各有侧重又紧密关联的两个角度对｛娶｝进行的观察。前者侧重句法行为，后者侧重概念或语义表达。那么，二者之间的关联体现在哪里呢？根据本文的分析，正是体现在N1范畴作被娶者这种情况上。作为及物动词的｛娶｝，所带宾语既包括N区别（如褒人之女），也包括N范畴（如妻）；而其不及物动词的用法（写作“娶”），基本都是N范畴作对象宾语但不出现的情况。例如，传世文献“娶+于N3所自”格式（及其他零星用例）和早期出土文献的9例“娶”，都是N范畴作对象宾语没有出现的情况。当N区别作对象宾语时，仍要实现为及物动词（写作“取”）。动词｛娶｝的综合性用法（写作“娶”），综合（或隐含）到动词中表达的对象基本也都是N范畴。当涉及的是具有区别功能的动作对象时，仍要通过N区别专门表达。

上古汉语有一批“对象自足”的综合性动词，根据本文的分析，其实质跟“娶”相似，都是将属于范畴义的动作对象综合到动词的词汇语义之中，如“盥、沬、聚、牧、沐、洗、引”等。其所表示的意义，汉代以后逐渐倾向于通过动宾结构表达，如“洗手、洗面/脸、聚众、牧牛/羊/马、洗头/沐发、洗足/脚、开弓”。（王力，1941/2005：391；蒋绍愚，1989/2005：229；杨荣祥，2005：53）

5.3 “娶”与“取（取妻）”的字际关系

胡敕瑞（2005：8–9）指出，“如果把偏旁表意也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呈现’，那么像‘娶妻’……可以说经历了二度‘呈现’，第一次是从‘取’到‘娶’，……第二次是从‘娶’到‘娶妻’。”即是说，上古对象隐含在动词“取”中，后来对象逐次呈现，第一次是通过文字构造上添加意符“女”呈现（[VP 取]→[VP 娶]），第二次是通过句法上添加“妻”呈现（[VP 娶]→[VP 娶妻]）。传世文献历经多次钞刻，我们无从确知原貌。出土文献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而从出土文献来看，该论断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如前所述，在西汉末以前的很长时期内，记录｛娶｝这个词的字只用“取”，不用“娶”，而且，其动作对象通常是通过直接宾语专门表达的，即便是在传世早期文献中，用“取”记录｛娶｝时，也是如此；反倒是“娶”字，自西汉末期一出现就是不带对象宾语的。据此，“娶”的“二度呈现”就不成立了。

对出土文献的考察显示，“娶”应该是西汉末出现、专门用来记录“｛娶｝+N范畴”的一个字，其词汇语义中包含了动作和关涉的对象N范畴两部分信息，以与其他一般“取得”义的“取”相区别。这样看来，《说文》用“取妇”来训释“娶”，是相当准确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传世上古典籍中“取”“娶”共现的情形，极有可能是西汉末期以后不断“当代化”的结果，即是说，其中的“娶”很可能是后人改动使然。[19]因此，我们在利用《左传》《论语》等传世文献语料时，需作审慎处理。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经典多叚取为娶。”于省吾（1996：652）说：“‘娶’为后起孳乳字，典籍亦用取为娶。”就产生先后而论，先有“取”后有“娶”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娶”和“取（取妻）”在其所记录的词的层面，是不是等同的？从出土文献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词是特定语音、语义、语法乃至语篇语用等信息的交汇，从句法上的及物性和词义上的综合性来说，“娶”和“取（取妻）”是有着显著区别的。“取（取妻）”是典型的及物或分析性动词，而“娶”自西汉末期一出现就是不带宾语的，是不及物或综合性动词（就N范畴而言）。因此，我们在考察以往所说的孳乳字、古今字等字际关系时，不应只是关注基本词义，还应将词的语法等层面信息纳入考察视野。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从语言的层面全面立体地展示字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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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在以下三方面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第一，结合出土文献的考察，深化了对上古汉语动词｛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的认识。结合出土文献来看，在殷商至西汉末很长一段时期里，｛娶｝只写作“取”，且一直是典型的及物动词，并非准他动词或综合性动词；写作“娶”则是晚至西汉末才开始出现的，并且一出现就作不及物动词。第二，区分了N范畴和N区别这两类名词性成分。这一区分不仅有助于准确揭示｛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之间的关联，对于准确刻画以往所说的对象自足动词，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从及物性的角度辨析了“娶”和“取（取妻）”的字际关系，强调在考察以往所说的孳乳字、古今字等字际关系时，不应只是关注基本词义，还应将词的语法等层面信息纳入考察视野。

最后对｛娶｝的读音问题稍作讨论。在《经典释文》中，“娶/取（取妻）”大多专门出注，标为去声（七住反、七喻反、取注反），以与读上声、“取得”义的“取”相区别。孙玉文（2015：394–397）等对此有专论。这一读音上的区别何时产生？“娶”与“取（取妻）”除综合性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语义之别？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与本文主旨关系不甚密切，故暂不讨论。

向上滑动查阅注释

[1]  “娶”在传世早期文献中又写作“取”。古代学者已对此有所揭明，《白虎通义·嫁娶》“娶者，取也”，［清］陈立疏证：“古多假取为娶。”（陈立，1994：491）《说文解字》“娶”，［清］段玉裁注：“经典多叚取为娶。”为了避免称述上字与词的混淆，行文以“｛娶｝”代表“娶妻”之“娶”这个词，“娶”代表以“娶”记录｛娶｝这个词，“取（取妻）”代表以“取”记录｛娶｝这个词。

[2]  姜雯洁（2013：192）列出的唯一1例不带宾语的“取”出自《论语·述而》“君取于吴”。据李方（1998：272），伯二六九九号、伯三一九四号、伯三七〇五号、伯二五一〇号郑本、郑卯本、伯三七八三号白文、篁墩本、皇本皆作“娶”。伯三五三四号、邢本“娶”作“取”。《释文》出“娶”，云：“本今作‘取’。”

[3]  例如，姜文将“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左传·文公六年》）和“不可娶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等同视为“‘娶’后接助词位于句尾”的情况，显然是不准确的。

[4]  李佐丰（2003：79）认为，上古汉语“取妇”都是娶儿媳妇。但从本文调查的出土文献来看，“妇”不限于儿媳妇，“取妻”也可以称“取妇”。

[5]  关于范畴性语义和区别性语义的区分，参看史文磊（2021：18–19）。

[6]  历代不同版本“娶/取”的写法或有出入。“娶”或作“取”3例：《僖公五年》“娶焉”，《经典释文》作“取”，曰：“本又作娶。”《哀公十二年》“昭公娶于吴”，《经典释文》作“取”，曰：“本亦作娶。”《襄公二十六年》“椒举娶于申公子牟”，《经典释文》作“娶”，曰：“本又作取。”“取”或作“娶”2例：《昭公二十八年》“不敢取”，《经典释文汇校》：“写本取作娶。”《襄公二十五年》“使偃取之”，《经典释文》作“取”，曰：“注本或作娶字。”总体而言，这几条异文不影响“娶”“取”分布的整体格局。

[7]  《国语·越语上》：“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这是“娶”见于非“娶于N3所自”且不带宾语的例子。传世上古文献所见不多，且是被娶者为N范畴的情况。参看下文第5.2节。

[8]  不同版本存在少许异文，参看黄焯（2006）、袁梅（2013）、李方（1998）等。总体情况与《左传》相似，这些异文并不影响“娶”“取”分布的整体格局。

[9]  甲骨学者均明知此点，只是处理方式上略有差异。有的为方便计，姑且作为《说文》“娶”字的对应字形，如刘钊（2014：688）；有的特意隶定作“娵”，以与后世的“娶”相别，如李宗焜（2012：167）；当然，其与后世的“娵”也仅是同形字关系而已。殷商卜辞仅此一见。出土战国文献未见“娶”字（曾宪通、陈伟武，2019）。

[10]  《慧琳音义》卷九十八“孟娵”注引王逸注《楚辞》曰：“娵，美也。”《慧琳音义》卷八十六“孟娵”注引《考声》曰：“娵，美女也。”（《故训汇纂》“娵”引）

[11]  参看刘大雄、何玉龙（2020）的综述。

[12]  《汉语大字典》“娵”字未列作为“娶”的异体字用法，可补。

[13]  根据张德芳（2016：439）“今按”，“该简册属于应书，是甲渠候官在接到上级转发的朝廷有关禁止嫁娶逾制、反对铺张浪费的诏书后，自查本部具体情况后所作的汇报文书”。

[14]  其中“取直为妇”（EPT59：306）这一例，图版字形很模糊，所以没有列出，但可肯定不作“娶”。

[15]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西汉末期以后，“取（取妻）”也一直在用。东汉的五一广场汉简（壹、贰）即用“取”不用“娶”（“娉取缣为妻”），甚至敦煌变文写本中仍有不少写作“取”的（姜雯洁，2013）。本文重点考察上古汉语的情况，这个问题暂不涉及。

[16]  清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至七册）；上博=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楚帛=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包山=包山楚简；九店=九店楚简；睡虎=睡虎地秦简牍；里耶=里耶秦简；岳麓=岳麓秦简（第一至四册）；周家=周家台秦简；王家=王家台秦简；放马=放马滩秦简；居新=居延新简；张家=张家山汉简；马王=马王堆汉简；孔家=孔家坡汉简；银雀=银雀山汉简；肩水=肩水金关汉简；武威=武威汉简；尹湾=尹湾汉简；阜阳=阜阳汉简（周易）；东牌=长沙东牌楼汉简；五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一、二）。

[17]  个别释文有不同意见，但对本文所论没有影响，故仍据整理本。

[18]  根据笔者的统计结果，《左传》中“娶（取）于+地名”格式有18例。

[19]  这一段论述吸收了匿审专家的意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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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文磊（1981–），山东昌邑人，博士（南京大学，2010）。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仲英青年学者，中文系副系主任，兼任浙江省语言学会副秘书长。曾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2007–2009）、英国剑桥大学（2015–2016）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词汇语法史和语言类型学。专著《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2014）入选商务印书馆“中国语言学文库”，在《中国语文》、Linguistics、Studiesin Language、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等期刊发表论文3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21–2026）、青年项目（2014–2020；评等：优秀）、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2–2015）各1项。曾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青年奖（2020）、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5）、浙江大学“十大学术进展”（2015）、第十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叔湘语言学奖二等奖（2012）等奖励。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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