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全套《文艺春秋》的消息，令人欣慰。

(相关资料图)

新版全套《文艺春秋》

先说欣。

欣者，《说文》曰:喜也。何喜之有？已出版的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对这本大型综合性纯文学刊物“不屑一顾”，或许甚至“视而不见”。其中的缘由，大致有三：一是学者们满足于手头易得的资料，没有尝试沉下去作进一步挖掘的动力；一是杂志流播不广，名气不够；一是作者队伍缺乏名流大家，作品层次不高，影响不大。

果真如此？

为了免受先入为主的误导，我们且把第一条暂时放一放。

抗战结束，内乱启衅，天下纷扰，人心涣散，文学创作的景气度跌至谷底。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1945年-1949年间，正常出版的大型综合性纯文学刊物屈指可数，以致如今读者记得的几乎只有《文艺复兴》，更多的人根本不了解还有一本《文艺春秋》。须知，从办刊持续时间而言，《文艺复兴》是2年，加上丛刊共25期，而《文艺春秋》是6年，加上丛刊共49期。从作者阵容来说，《文艺复兴》堪称豪华，而为《文艺春秋》撰稿的，几乎覆盖了《文艺复兴》的一半或以上——中国现代文学绕不过的“鲁郭茅巴老曹”，除鲁曹外，它都请到了；即使其他级别的作家，比如汪曾祺等，在日后都有长足的发展……跻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列的不在少数。不以长篇小说为主打品种的《文艺春秋》，自然“弱化”了自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但它刊发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戏剧可圈可点的不少，尤其是诗歌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吴满有》等。

以上是横向的观察。

部分旧版《文艺春秋》

如果从纵向的角度来审视，读者未免生出意外的感叹：任何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定会提及的几本大名鼎鼎的大型综合性纯文学刊物，其实都很短寿——《新月》，5年；《语丝》，6年；《现代》，3年；《创造季刊》，2年；《文学》（月刊），5年……以5年的“金标准”观照《文艺春秋》，其寿数还算长的。

那么，一本在完全市场经济状态中运作的纯文学杂志，从1944年“活”到1949年5月，不靠众多名家名作撑腰，不靠广大读者心甘情愿买单，你认为它有几个“春秋”可以捱过？你认为那叫“没有影响力”？你认为资本家的算盘都蒙尘了吗？

因此，无论就时间跨度还是作品质量而言，它们都不支持《文艺春秋》的非主流地位。于是，上述第一条“缘由”便昭然若揭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1945年-1949年这一段，学者们曾对它的总体特征给出一个基本判断——“笑着结束一个时代”。此处的“笑”，是嘲笑，是讽刺。其锋芒所指，不言而喻。问题是，我们倘若仔细阅读整套《文艺春秋》的话，不难发现其中绝大部分作品非常严肃庄重， 以“不苟言笑”的姿态呈现，那个“基本判断”并没有从中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多少有些偏颇。

新版《文艺春秋》的面世，方便读书界重新认识1945年-1949年的文坛，值得我们额手相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的范泉先生

再说慰。

慰者，《说文》曰：安也。《文艺春秋》闭关七十多年后重新面世，得到最大安慰的人，当是范泉先生。

关于范先生生平，请查度娘，此处不赘。如果有“职业编辑家排名录”的话，仅凭主编过《文艺春秋》，我认为他就有资格进入第一序列。

范先生两次入职新闻出版界——《中美日报》和永祥印书馆，都得力于他的老师、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的推荐。我看到所有关于范泉的纪传中反复提到，金通尹俨然成了他的“指路明灯”。事实上，真正影响他人生道路走向的，却是复旦新闻系创始人、著名新文学作家谢六逸。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此话亦可解释一个新闻系出身的人为什么会一直乐于与新文学打交道的缘由。我希望做范泉研究的学者注意到这一点。

有件令人费解的事，是范泉着手《文艺春秋》之前，至少已有1933年由章衣萍主编和1941年由丁谛（吴调公）等人创编的同名刊物存在了。那么，范泉起用这个名称难道是受它们暗示吗？可能性很小，主要原因还是它们“活”得很短命且受众有限。范泉版《文艺春秋》之名，恐怕还是来自日本的《文艺春秋》，而这应该跟范先生在日本语文上的造诣分不开吧。他从日文翻译了不少作品，我以为正是受了留日的谢六逸的熏染。然而这丝毫也不能证明他的“亲日”倾向，相反，范先生1940年2月14日开始为《中美日报》主编学术文艺性副刊《堡垒》并在当日创刊号《开场白》中声称，“我们这座堡垒”是要“展开精神上或思想上的攻势”,“使侵略者弃甲曳兵,崩溃覆没”，之后一以贯之，毫无懈怠。

范泉先生手迹

编辑这行当，非常讲究实务，有时很难提升到什么系统的理论高度。范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业界大佬，我总结为六个字——扎硬寨，打死仗。此外，折冲鳟俎也是必备的看家功夫。1988年初，我陪范先生北上拜访了几十位著名学者和作家。去端木蕻良家途中，范先生再三关照我：“千万不要跟端木说我们刚刚去见了骆宾基。”我当然知道他俩的过节。现在我回过头去看《文艺春秋》，骆与端木妥妥的都是常客呢。多少年来，范先生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走钢丝”，精心维护着一个编辑家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

编辑有多大的情怀自然就有多大可以驰骋的“疆域”。《文艺春秋》2卷2期刊登了宋清如撰写的《朱生豪与莎士比亚》。这可能是最早详细传递朱生豪其人其事的信息渠道之一。范先生和宋清如有何交集？没有，但他跟宋清如的丈夫朱生豪却是《中美日报》时面对面坐一张办公桌的同事。在朱生豪死后的四五十年里，范先生一直关心着这位老同事的遗孀，我亲见他时常写信给宋清如，说些他所了解的朱生豪或问候的话，给予她极大的慰藉。

假如说老天给范泉先生以安慰，那就是：他从编辑职场干起，中间经历了无数波折，晚年竟然重操旧业；他从福州路380号（永祥印书馆）出发，中间经历了多少磨难，最后居然返归福州路424号（上海书店）——一个大大的、神奇的轮回啊！其中最大的安慰，无疑是《文艺春秋》重见天日。（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