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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李韬 李睿深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李韬、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睿深在《人民论坛》撰文认为：

数字时代下的“技术恐慌”是对于新技术的快速迭代、加速发展、广泛应用给个体造成的困扰、侵扰，甚至对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冲击所引发的社会忧惧。

首先是心理层面对精神家园失守的忧惧，即个体对于自身心智在面对数字技术大潮时能否“守脑如玉”的恐慌。人类自文字发明以来就矢志不渝地追求着更渊博的知识、更丰富的文化、更充盈的精神世界，这种技不压身、多多益善的认知已经刻入人类的心理基因，然而互联网的普及却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知识过载和信息海啸，这势必导致个体的心理应激和社会心理的共同抵御。

其次是社会层面对结构和秩序失稳的忧惧，即在数字技术改造生产生活的磅礴力量之下，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乃至社会秩序重塑的警惕与不安。如“信息茧房”“沉默的螺旋”等概念的广为传播，使得大众形成了对数字技术的预防性厌弃；政治机器人操弄选举的舆论渲染，俄乌冲突网络战的大行其道等种种事件，也使大众笃信：造成社会失稳的是数字技术，而不只是使用技术的人，对技术的批判和反击自然而然汇聚为一种新思潮。

最后是文化层面对时代转型的忧惧，即在革命性技术推动历史转型进程中，人类社会整体走向何方的终极拷问。需要强调的是，颠覆性、革命性技术推动社会历史转型造成的社会不安和抗争并非前所未有，历史上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革命性技术出现后，大多会引发广泛的社会问题和心理激荡，从蒸汽机推动工业革命与“羊吃人”的惨痛，到汽车问世与“红旗法案”的出台，再到核技术与“相互确保摧毁”的平衡，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历史转型的担忧。

“技术恐慌”的背后实则是置身于数字化这个“美丽新世界”的本领恐慌。唯有站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高度，更加理性地看待变革、更加精准地把握变革、更加有效地驾驭变革，切实提升政府、平台和企业、网络社群、公民等各方的数字素养和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方能有效应对数字时代下的“技术恐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